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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澳新葡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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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地价、楼价大幅上升迅速,投机炽热。自1978年起,香港的地产市道已开始脱离正常的发展轨道,如火箭般上升。以尖沙咀东部为例,地价在3年内上升了六七倍,楼价亦上升了3倍。地价、楼价的攀升,刺激了大量热钱的涌入,南洋资金更是大举入市。当时,香港“卖楼花”制度大行其道,只要缴付5%至10%的订金,便可购得楼花,进行投机,而炒家对政府限制楼花的种种建议,诸如对楼花转让加重抽税等,并不理会,投机炒楼风空前炽热。地产业透过与金融业、股票市场的密切关系,影响着香港经济的各个领域、各个环节,因此,它成为了香港经济的“寒暑表”。1989年1月,信和联同新鸿基地产、菱电集团,先后击败华人置业、长江实业、世纪城市、新世界发展等,以33.5亿元高价投得湾仔地王。其中,黄氏家族占4成,信和占1成,新地占四成半,菱电占半成股权。该幅土地占地7.78万方尺,每方尺地价高达43000元,已超过中区消防局地王地价,再创香港卖地的最高纪录。南澳新葡京就在商厦重建的热潮中,香港大型私人屋邨的兴建可以说亦蔚然成风。其中,开启这一先河的,当数当时被称为“世界最大私人楼宇发展计划之一”的美孚新邨。

南澳新葡京70年代后期,新地的业务开始从地产发展扩展到地产投资。1977年,新地先后在港岛湾仔海旁和九龙尖沙咀东部购入地皮,兴建新鸿基中心和帝苑酒店。新鸿基中心楼高53层,楼面面积达86万方尺,大厦全部镶嵌茶色玻璃幕墙,外形巍峨壮观,富有现代化气息,与置地的康乐大厦遥遥相对,在设计上则比康乐大厦高出1尺,微妙地反映新地超越置地的意图。新鸿基中心落成后,即成为公司的总部所在地和“招牌大厦”。1980年底,新地以市值70.2亿元跻身香港十大上市公司之列,成为香港著名的大型地产集团之一。香港消费者委员会在研究中还发现,由发展商持有的新落成住宅楼宇单位的长期空置率(建成后两年的单位)较市场整体空置率为高。1995年的数据显示该年新落成的单位,有11%仍在发展商手中,而整体市场的楼宇总空置率为4%。此外,数据显示,1994年1月至1996年5月,经政府批出销售楼花许可的住宅楼盘有57个,可提供的住宅单位共4万多个,但截至1996年5月,只有40%在市面推出,其余60%的单位或是未曾推出,或留作内部认购。消委会研究报告认为:“这种情况很少会在高度竞争的市场出现。”〔23〕70年代初,新鸿基企业的规模日渐扩大,郭得胜、李兆基、冯景禧三人遂于1972年7月14日将其改组为“新鸿基(集团)有限公司”,计划在香港上市。稍后,“三剑侠”开始分道扬镳,冯景禧早于1969年创办新鸿基证券,转而向证券业发展;李兆基则自立门户,成立恒基兆业有限公司;郭得胜则继续主持新鸿基(集团)的大局。1973年3月16日,郭为避免公司与冯景禧的新鸿基证券混淆,遂改名为新鸿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。

踏入10月下旬,在东南亚金融市场获取巨利的国际机构投资者开始将目标转向香港。10月21日,美国摩根斯坦利全球首席策略员巴顿·碧斯表示,将减持环球投资组合中已发展亚洲市场所占比重,从原来的2%减至零。他并认为:亚洲股市已处于危险的下跌周期,其第二阶段的跌势已经开始,并将由香港股市率领。当日,香港股市应声下挫并连番暴跌,揭开了香港金融风暴的序幕。1958年,郭得胜与冯景禧、李兆基等8人合组永业有限公司,开始向地产业发展。1963年,郭、冯、李“三剑侠”为了扩大经营,将永业结束,各投资100万元创办新鸿基企业有限公司,郭任董事会主席,冯、李分任副主席,当时员工仅10余人,规模很小。而“新鸿基”的命名,则分别取自冯景禧的新禧公司的“新”,郭得胜的鸿昌合记的“鸿”及李兆基的“基”。华懋集团的地产发展策略有两个明显特点: 第一,是中低档路线。华懋发展的楼宇,一般以中下阶层市民为销售对象,因此楼宇所处地区,往往为市区边缘劳工密集地带,楼宇多属中小型住宅单位,以朴素驰名,用料不甚讲究,其质素有时被外界批评。1979年,刚建成的荃湾工业大厦被地政工务司列为危楼,小业主惊慌失措,幸而华懋同意出资,与小业主合资修葺。正因为成本低,华懋的楼宇销售价亦往往比区内其他地产商的要低。第二,华懋同时兼营楼宇按揭,将集团发展的楼宇交由旗下财务公司办理按揭业务,按揭率为楼价七成,所谓“肥水不流外人田”,除赚取利息外,更可于供楼者无力偿还时收回楼宇再售。此外,集团还兼营楼宇维修、管理、保安等业务,赚取从建楼到售后服务各个环节的利润,因而公司的资产规模迅速扩大。到80年代初,华懋已成为唯一没有上市的大型地产发展商。一般估计,其规模与新地等比已相去不远。南澳新葡京(4) 香港前途问题表面化。香港前途问题其实早在70年代后期已经浮现。1982年9月,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乘福克兰群岛一役大胜之势访问北京,正式提出了香港前途问题。她向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提议,以主权换治权,遭到拒绝,结果在人民大会堂前阶梯历史性地跌了一跤。稍后,中国政府随即宣布将在1997年7月1日恢复在香港行使主权,中英两国展开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多达22轮艰苦谈判。这一系列消息传到香港,早已疲惫不堪的股市、地产应声下跌,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地产低潮。(图3.1)

地价、楼价的节节大幅下挫,对拥有大量楼宇现货、期货以及大批地皮的地产发展商形成了沉重的财政压力,各大地产发展商惟有以减价及各种形式促销新楼盘,以减低持有量套现资金。结果,新楼盘的减价战成为这次地产危机中的一大特色。业内人士表示,其惨烈程度为近年所罕见。1979年8月,长实成功从汇丰银行手中购入和记黄埔9 000万股普通股,一举为顺利入主和黄铺平道路。和黄属英资四大洋行之一,不仅在红磡拥有庞大的船坞地皮,而且是综合性大型企业集团。1985年,长实再透过和黄收购香港电灯集团。至此,长实一举控制了四家上市公司,市值达353.9亿元,比未进行上述收购活动的1977年大幅增长59倍。1958年,郭得胜与冯景禧、李兆基等8人合组永业有限公司,开始向地产业发展。1963年,郭、冯、李“三剑侠”为了扩大经营,将永业结束,各投资100万元创办新鸿基企业有限公司,郭任董事会主席,冯、李分任副主席,当时员工仅10余人,规模很小。而“新鸿基”的命名,则分别取自冯景禧的新禧公司的“新”,郭得胜的鸿昌合记的“鸿”及李兆基的“基”。1950年代以来,在人口急剧膨胀、经济持续高速发展,社会对楼宇物业需求急切的历史背景下,香港地产业透过首创“分层出售、分期付款”的售楼制度、将地产公司上市集资、资产证券化等一系列制度性变革取得了迅速的发展。到90年代中后期,地产业不仅成为香港经济的重要产业之一,而且在整体经济中亦占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。这一时期,在种种特定历史因素的作用下,房地产市场供求严重失衡,地产物业已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看涨的金融投资以及投机工具,大量资金的涌入令地产“泡沫经济”逐渐形成。

〔10〕 吕凯君著: 《上市公司分析: 着着先机的长江实业》,载香港《每周经济评论》1982年12月12日,第10—11页。20世纪70年代商厦重建、兴建热潮首先从港岛中环商业区兴起。长期以来,中环一直是香港商业经济活动的心脏,它的脉搏跳动代表了香港整体社会的动力、活力,是香港繁荣的最高象征。70年代以前,中环商业核心区的贵重物业,基本上被英资著名的地产公司置地所垄断,这种情况直到70年代中后期新兴华资地产商的崛起,才逐渐发生变化,形成各据一方的局面。不过,置地始终在核心区自成王国,成为香港地产“皇冠上的明珠”。四大屋邨中,以嘉湖山庄规模最大,是香港迄今以来最大的私人屋邨,占地38.8公顷,计划兴建58幢28至40层高的住宅楼宇,约15 000个住宅单位。嘉湖山庄发展计划由长实策划,拥有49%权益,其余51%由中资华润集团拥有。根据1988年双方达成的协议,长实保证华润至少获利7.5亿元,但若售楼价超过特定水平,长实所分得利润份额将从49%提高到75%。嘉湖山庄于1991年11月推出首期,当时售价已达每方尺楼面面积1 850元,超过长实与华润协议中1997年每方尺1 700元的指定价格。其后,嘉湖山庄楼价随香港地产大潮节节飙升,1996年4月复式单位御景轩推出时,每方尺售价已升至2 936元,到1997年地产高峰期时,每方尺售价更升至4 000元左右,估计整项计划为长实带来超过130亿元的巨额利润。长实无疑成为了香港地产市场大型私人屋邨的领导者,被称为“大型私人屋邨之王”。

可惜,好景不长。1973年3月恒生指数攀升至1 774.96的历史性高位后即急转直下,当时股市早已脱离客观经济情况,潜伏严重危机,股市暴跌的导火线是发现假股票,而最早发现的假股票就是合和。合和即被证券交易所勒令停牌以便调查。期间,合和持有25%股权的保利建筑公司宣布破产清盘,令合和遭受损失,故合和复牌后股价一泻不止。1974年底,合和股价跌至0.65元,比最高位时下跌97%。遭此打击,1974年度合和纯利仅2 179万元,大幅下跌六成四,以后各年度虽逐步回升,但直至1979年才超越1973年度水平。这一时期,合和侧重于地产发展,相继完成了协威园、康丽园、东威大厦、山光苑、云景台、荃湾花园、健威花园、德福花园等多处物业。不过,这种情况自1970年代中后期起已开始发生显著变化。在20年代和50年代相继进行填海工程之后,港府于60年代在湾仔区再次展开大规模填海工程,将海岸线从20年代的庄士敦道、50年代的告士打道推至港湾道以至码头沿岸,获得大片的商住用地。70年代以后,商厦兴建热潮扩散到湾仔,一大批商业楼宇纷纷建成,包括香港大东电报局大厦、伊利莎白大厦、华润大厦、鹰君中心、新鸿基中心、合和中心等。其中,新鸿基中心和合和中心更相继超过康乐大厦,成为香港最高的建筑物。南澳新葡京1987年9月,笔者应聘前往香港东南经济信息中心工作,任职经济分析员,从事过渡时期香港经济的研究,前后长达8个年头。笔者在香港工作期间,香港正处于“九七”回归的历史性过渡时期,经济表面繁荣,地产市道一片兴旺,形成长达10年的大牛市,地产业也因而成为香港经济中最重要的行业之一。这引起我浓烈的研究兴趣。在香港工作期间,我曾较深入地研究了香港主要的资本与财团,其中就包括地产大财团,我在《香港房地产导报》撰写系列专题文章,对香港约20个有代表性的大型房地产集团的历史演变、发展现状、其主要投资策略,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,进行了系统的分析。这些文章在当时引起了部分香港房地产界业内人士的重视。1994年底,笔者结束在香港的工作,回到广州暨南大学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。在此后的3年间,相继撰写了《香港英资财团(1841—1996)》(1996年)、《香港华资财团(1841—1997)》(1997年)等著作。1999年,应香港三联书店的诚意邀请,我又开始了本书的写作,并为此在香港地产界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收集资料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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